导读：“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韩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上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下封锁了君上叫蒙蔽，臣下控制了财权叫蒙蔽，臣下擅自发号施令叫蒙蔽，臣下私自给人以好处叫蒙蔽，臣下扶植私人党羽叫蒙蔽。
人们常常看到对最高掌权者的一些谀词，似乎人世万象缤纷都无可逃遁于他那睿智的目光，其实，最高掌权者是最容易被蒙蔽的。这种人之所以容易被蒙蔽，客观原因在于“最高”二字，他太高了，下情要上达到他那里，需要经过一个长距离的、多层次的过滤，一切有碍于视听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一切被认为需要有而没有的东西都添加上去了。“最高”所见到的，都是臣下认为他希望知道的东西，或者是臣下希望他知道的东西，然而也是最虚假的东西。
唐德宗贞元末年，李实任京兆尹，其人专横霸道，无法无天，只知道一味讨好皇帝，而对民间疾苦根本不放在心上。其时关中大旱，禾苗枯萎，粮食歉收已成定局，可他反而百般盘剥百姓，聚敛钱财奉献皇帝，以满足皇帝无底的欲壑，巩固自己的恩宠。当德宗向他了解民间疾苦时，他浮夸虚报：“今年虽然天旱，但庄稼长势还很好。”于是，本来应该减免的租税未能减免，百姓穷苦无告，只得拆房卖瓦，抵押麦苗，以上交租税。
这样的事在历史和现实中比比皆是。历代最高掌权者处理政事的手段，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是批阅奏章，一是会议汇报(古时叫做朝会)。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甚是高明。你要看材料吗，他会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或适合君上口味的东西递上去;如果没有，就瞎编、造假。袁世凯称帝时，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当时的报纸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还能反映民情民意，对袁氏予以猛烈的抨击。这类文字自然不宜让袁世凯看到，他手下的人，专门为他编了一份报纸，每日只出一张，报头版式与外间的报纸并无二致，可内容全是赞同他称帝的谀词，蒙蔽之术古今独步。你要听汇报吗，他更会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有时专拣你爱听的说，让你喜笑颜开，他也邀宠得势;有时他专拣你不爱听的说，让你怒发冲冠，以便假你之手排斥政敌。
许多最高掌权者不能说不兢兢业业，例如秦始皇，据说每天批阅的竹简，重达一二百斤;而雍正更是以勤政着称，可是，他又怎么能识破臣下隐藏在假面后的真相，察觉满篇颂词中的虚假?要求最高掌权者如某些“戏说”的电视剧那样成年累月地微服私访，不只不现实，简直就是荒唐。因此，他们的受蒙蔽就是必然的了，于是秦始皇就未能发现睡在他身边的赵高，雍正交办的事也屡屡被打折扣。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不由通政司进呈，直接送达皇帝本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秘密奏折的内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员情况的小报告。
这种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吗?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见闻之类，朕殊不以为然。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连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听之辈，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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