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赵构泥马渡江以后,建立南宋,似乎遗忘了靖康之变的耻辱,朝廷里歌舞升平,大量主和派身居高职,主战派被打压。这时候,有岳飞、辛弃疾、宗泽之类的主战派虽然有过北伐之举。但往往被很快制止。为何如此呢?没有民众基础。
一直以来,南宋的偏安一隅和北伐未竟往往被归咎于皇帝的昏庸无能,以及秦桧等奸臣的祸害忠良。可事实上,当时南宋民众的主流也是不希望北伐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非如一些诗词中描述的那样,强烈地渴望朝廷收复中原,而是更愿意偏安一隅,求得安稳。
南宋初期穷人厌战
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20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
再看税收,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而一旦战事爆发,军费会成倍激增。这多出来的费用,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
可见,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扬州慢》中表述的那样——“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南宋中期富人反战
而到了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环境远比北方要优越。这时,南宋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是否有强烈意愿收复北方失地呢?事实上,百姓特别是富人阶层对收复相对落后的北方并没有多大兴趣。
更重要的是,当时南宋民众内部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场主和熟练工人,并进而形成了一个中产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官员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1贯为1000文钱)左右,而一个棉织业熟练工人的年薪却达到了600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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