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早已成为激励仁人志士的千古名句，但范仲淹的主要事业并不是写散文，而是主持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总的来说，宋仁宗赵祯在1022年登基之后，还不算一个坏皇帝，可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内外交困的仁宗在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考虑改革了，此际，他想起了范仲淹。
本来范仲淹还有动摇，也许仁宗求治心切，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艰难吧，但皇上的信任已达极致，臣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几天之后，他写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交仁宗。在这个奏折中，范仲淹说出一个真理：“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范仲淹这个奏折在改革史上大大有名。仁宗接到范仲淹的报告，极为高兴。经研究，除第七条军事建议之外，其余九条，补充细则，陆续下诏，全国执行，时人称为“新政”，即后来所谓的“庆历新政”。其重点是干部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是非常棘手的烫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历史有名。当官的路子五花八门，科举考试当然最正宗，除此之外，还有“门荫”、“纳粟”等途径。人人谋官，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首先，宋代科举取仕名额出奇地多。就取仕人数来看，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可谓空前绝后，官员数量当然大大增加。但是，科举出身好歹要考一考，还算公正合理。更多的问题，出在“门荫”制度上。
“门荫”又称“恩荫”、“荫补”，就是俗话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做官”。皇帝宗室子弟以及外戚后裔封官封爵，是历朝通例。
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能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
同时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就是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3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置贪官庸吏。范仲淹撤职不合格的干部时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他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开始暗中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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