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奇怪现象：被贬谪的官员反而一举成名

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于许多因直言而遭到贬谪的官员，尽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却常常与日俱增，他们因贬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贬成名”。

范仲淹就曾经因为贬谪而名扬士林。事情是这样的，宋仁宗继位时，年仅十三岁，少不更事，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经年逾二十，可以亲政了，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于宋仁宗的意思。当时，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身微言轻，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乞太后还政奏》，请刘太后“卷收大权，还上真主”，让“春秋已盛”的仁宗亲政。这简直是以下犯上，与最高权威叫板，因此触怒了刘太后，被贬为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范仲淹贬官后，同僚士大夫们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结队到城门口为他饯行，赞扬他说：“此行极光。”

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提拔了一批刘太后“垂帘听政”时受到压制的官员，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还，提拔为右司谏。然而，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装聋作哑，做皇帝身边的老好人，当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杨氏二妃，准备废黜郭皇后时，范仲淹马上上书说郭皇后不可废，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要求皇帝接见，让他们诉说皇后不可废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恼怒，不仅没有接见他们，反而把范仲淹贬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们又结伴为他饯行，赞叹说：“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时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当时，吕夷简任首相，培植亲信，拉拢朝官，以维护宰相的个人权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呈宋仁宗阅，并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吕夷简知道后，气得七窍生烟，反在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今江西鄱阳)。士大夫们又为他饯行于郊外，盛赞说：“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士大夫们越是对他钦佩，贬得越远，名气越大。

宋仁宗时代因直谏而成名的大臣，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等人之外，还有一个“真御史”唐介。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个言官，可以纠百官之失。宋代言官还握有一项特权，可以“风闻弹事”，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也可以进行弹劾。皇佑三年，唐介“风闻”宰相文彦博巴结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便以“阴结贵妃，专权任私”为由，弹劾文彦博。唐介上书弹劾的同时，还在朝会上，向宋仁宗当面“揭发”文彦博，说他当年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走夫人路线”的结果。众目睽睽之下，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这既是弹劾文彦博，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尤其是一句“因贵妃而得执政”，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他愤愤地说：“上疏谈论大事是唐介作为御史的职责，但说文彦博靠巴结嫔妃当上宰相，这是什么话呢?!”并威胁要贬唐介的官。唐介丝毫不怯，针锋相对地说：“臣忠义愤激，鼎镬不避，何惧贬官?”于是，唐介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别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