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真的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来的吗？

关于刘备初识诸葛亮一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流传面颇广的刘备“三顾茅庐”说。诸葛亮在其《出师表》中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陈寿在《三国志》中即采用了此说；另一种是诸葛亮“北行见备”说。三国时魏人鱼豢所著《魏略》明确地记载了诸葛亮归附刘备，是“亮诣备”而非刘备三顾的结果。同时《九州春秋》亦作了如是记载，可见并非孤证。

“三顾”说与“晋见”说可谓径渭分明、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我们如果抛开主观的成见。揆诸史实，即可发现“晋见”说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就是说刘备初识诸葛，是诸葛亮“北行见备”的结果。

诸葛亮高卧隆中，自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实乃是“尺嚄之屈，以求伸也”。当时的局势是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有了庞大的智囊团，独据中原；江东的孙权也在承继父兄之业的甚础上独据一方，划江自守着。因而这两方势力对于晚去与外来的诸葛亮来说，其抱负与才能均难以得到全面的施展和实现。而荆州的刘表，拥兵自守，不晓军事，非雄才大略之主，因而抱有“管、乐之志”。积极进取的诸葛亮只有“待时凤翔”。南投荆州的刘备虽正寄人篱下，但在中原奋战数载，早以播下声名，不失为人中之主；且是汉室人物，因而择主刘备正合诸葛的意愿。曹操一统北方、旌挥南指的这种燃眉之势给他们的结识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在这种情势之下，诸葛亮于是“北行见备”，为刘备谋划。《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魏略》成书于《三国志》之前，是当代人实录当代史，鱼豢为早陈寿一辈的人，而隆中其地在赤壁之战以后即并入了曹魏的版图，上距刘备三顾隆中求见的时间较为短暂，因而鱼豢如要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是不难做到的。那么是不是鱼豢故意置刘备“三顾”而不顾，凭空捏造出亮“北行见备”呢？当然不是！《魏略》“有纪、志、传，目是正史之体”，是史料丰富、态度严谨的史著。在裴松之所引诸书注《三国志》时，此书则是被引用最多者。之后，西晋的史学家司马彪在审慎详察的情况下，也持此说。可见其真实性的程度是可以靠得住的。那么陈寿又为何一反前代及同代史家之论而独持“三顾”说呢？这一则是取之于诸葛亮的《出师表》，再则用“三顾”说更符合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更能显出刘备的德行及诸葛的清名，从而也就使之达到了封建意识的理想化高峰。

我们回过头来看诸葛亮的《出师表》。《出师表》是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临出发时所写。这篇表与其说它带有自传的性质，倒不如说是出师的宣言、北伐的誓词。《出师表》其意正在于统一军心、统一民心以激励斗志，完成北伐大业。这里我们试作一揣测，《出师表》作于227年，此时刘、关、张群雄俱亡，无从对证，因而诸葛亮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提出了“三顾”之说。当然这可能性颇小，更大的可能则是刘备在樊城结识了诸葛亮后，“知亮有英略”，因思其成性而曾经二往隆中与之作过倾心交谈。

千百年来，刘备“三顾茅庐”说之所以压过诸葛亮“北行见备”说而广为流传。一方面是因它有声有色，有着浓郁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刘备求贤若渴及谦逊精神更合乎读者的心理，因而更易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