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首五言绝句是朱德元帅为古代同乡苏洵与儿子苏轼、苏辙“苏氏一门三父子”写下的赞美诗。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父子三人一同进入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堪称一代文豪，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其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他笔下描写杭州西湖风景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其右。
苏轼是大文豪自不待言，但却不是高不可攀的“文化明星”，他与大众始终有着天然的亲和力。所以，普通的老百姓，对苏东坡也都怀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情感。然而，才华横溢的苏轼，却因锋芒毕露而尝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宋神宗赵顼喜欢他，但却不能重用他；宰相王安石称赞他，但却极力排斥他。这无疑注定了苏轼四处漂泊的官场生涯。
在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后，苏轼因反对“熙宁变法”而被左迁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的生活，虽然让他失意于官场，但这远离京城、远离争斗的“天高皇帝远”的生活，让苏轼可以自由自在地与友人诗文唱和，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寺庙与和尚交游，还可以自由自在地与青楼的妓女们尽情放歌。于是，杭州就成了苏轼的第二故乡。初到杭州，苏轼便把自己的轻松愉悦的心情表露出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乃人间天堂之地，自然是青楼林立，寺院荟萃，因此青楼中的名妓、寺院中的名僧，也不在少数。名妓，名僧，是古代文人最喜欢交往的两类人。“戒诗以后诗还富，哀乐中年感倍增。值得江湖狂士笑，不携名妓即名僧。”这是清代著名文人龚自珍的一位朋友笔下的诗句。“不携名妓即名僧”，苏轼在杭州就过上了这种特高雅特有品位的生活，有时还左边名妓，右边名僧。用苏轼的话说，“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杭州寺庙多和尚也多，“内外湖山之间，唐以前为三百六十寺，及吴越立国，增为四百八十寺”。杭州寺院中名气最大的是位列佛教禅宗十大名刹之一的灵隐寺，当时有僧众三千余人；其他如下天竺法镜寺、中天竺法净寺、下天竺法善寺、智果寺、梵天寺等，也均是“历史悠久，和尚众多”的天下名寺。
苏轼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精研佛法，最喜欢上山寻寺与和尚打交道。他曾两次任职杭州，先后结识了惠勤、惠思、清顺、守诠、惟肃、仲殊、道臻、可久、慧辩、大通、惠觉、怀琏等一大批和尚。他的寺院朋友中有一个以杭州为中心，辐射苏州、无锡、镇江、常州的“和尚圈”。据苏东坡自己说，吴越的高僧他大都是熟悉，“默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
据说，到杭州的第三天，苏轼就出去找和尚，但他没去灵隐寺，而是去找孤山智果寺的惠勤和惠思。苏轼为什么要找先去他们呢？原来，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曾向他隆重推荐说，“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于是，他们也就成了苏轼在杭州最早认识的两个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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