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蒙古大清洗: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时间:2023-05-04 阅读:15 评论:0 作者:admin

1930年代蒙古大清洗:侨民未留下一个活口

导读:十月革命后,有很多哈萨克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塔塔尔人从苏俄逃入蒙古,斯大林对这些人怀恨在心,认为他们“逃避革命”,那也是另一种“反革命罪”,他下令乔巴山对他们实行清洗。蒙古2.1万哈萨克斯坦人被消灭了2000人;140个塔塔尔人只剩下4个;来自内蒙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下一个活口,其中还有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员。

1937年9月10日,正式打响大清洗第一役,当晚蒙古人民革命党高层65名干部被捕,包括中央委员会成员、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成员、部长会议成员、军队高层全部将领……

内务部在苏联专家教导下,对这65人实施“坐火椅、拔指甲、扯光头发”等酷刑,扒光衣服,严禁睡觉,不准吃饭,直到在伪造的“招供状”上签字为止。根据苏联历次清洗经验,这些人最后都毫无例外地“承认”了自己参与反革命集团,并供出更多“同伙”名单。

大清洗第一场胜仗抓出了“根登—德米德反革命间谍集团”,又根据他们的“口供”,揪出更多的人,蒙古军队的规模本来就小,军队旅以上有187名将领被捕;51个中央委员会成员有36个被枪决。有1000多名军人为了避免被杀,主动“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最初只有几个人得到赦免,以后绝大部分仍被枪毙。

门德是首批被逮捕的65人中的知识分子,他为了保命,把所有认识的熟人全咬成了“同谋”,他因“戴罪立功”得到了较好的关照,但1941年大清洗过后他仍被送到莫斯科处死。

工业联合会的主席普热夫,一个拥有一颗“红心”的干部,也是首批被逮捕的人,他对着行刑队大喊:“我承认我犯了罪,但是我愿意招供罪状更大的人”,死刑得以延期,普热夫又供出了无数的“同谋”,类似的案例在大清洗中数不胜数。在酷刑和死亡威胁下,极少有人不“认罪”不“咬人”。

蒙古军中威望仅次于苏赫巴托的德米德在押送到苏联途中离奇死亡,不仅他的父亲和兄弟遭处决,连怀孕的妻子娜察亦被杀死。

针对宗教界的大清洗同时展开,规模更为庞大和血腥,手段更为粗暴野蛮。内务部抓“喇嘛反革命集团”的逻辑是,如果你是学生,那么你的老师肯定就是同谋,若你是老师,你的学生亦同谋,宗教界师生关系盘根错节,所有僧侣皆可被打成反革命。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的仅有26座,8.5万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大清洗期间两个特殊机构凌驾于一切党纪国法和党政军机构之上,一个是非常委员会,作为最高军事法院;一个是特别委员会,是最高法院。至1939年4月,两个委员会卷宗显示,共判处29198人为反革命罪,其中仅非常委员会查办的25785个政治案件,已作出判决的卷宗显示,20099人被处决,5739人投入监狱。

宗教界的清洗,按标准定额,每个肃反人员一天办10个案子,超额完成者有奖。一个叫班扎拉格奇的肃反人员在摧毁一个寺庙的过程中,平均每天办案60个,成为“先进工作者”;另一位叫巴雅尔马格奈的肃反人员因一周办几百个案子,获得北极星勋章(蒙古给军功卓著者的奖励)。

内务部成员卢瓦桑萨姆丹1962年回忆,由于逮捕的僧侣太多,导致监狱拥挤不堪,每周会有一两次集体处决,每次用卡车一车车拉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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