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曾经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惨败而告终。谭嗣同等变法6君子喋血菜市口刑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则遭到清廷通缉。在这走投无路的关头，康、梁二人先后东渡日本，寻求政治庇护。
无独有偶，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筹划广州起义，失败后也辗转流亡到了日本。从此，孙中山与这片土地结上了不解之缘。据统计，在长达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先后出入日本16次，在日本驻留时间累计达9年6个月，是他整个革命生涯的近1/3，简直把这个岛国当做了自己的“快乐老家”。
除了康、梁和孙中山，当时一大批有志于改良或者革命的志士们如章太炎、黄兴、陈少白都曾经来到日本避难。对这“一小撮”来自的政治难民们，日本政府似乎也不闻不问，任由他们在这里创办进步报刊，结社立党，鼓吹各自的理念。有人说，日本是辛亥革命的摇篮，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事实上，日本政府对康有为、孙中山等仁人志士，给予了极为优厚的待遇。1898年10月，当康有为率中弟子仓皇离开，在海上凭船临风，心里一定百感交集，酸楚不能自语。好在他来到东京后，得到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的接见，并得到了日本政府方面提供的生活资助。比起以前那些颠倒流离、时时有生命危险的日子，可谓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生活好了，心情就好。在日本期间，康有为在进行政治活动之余，还频繁造访亲朋好友。有一次，康有为被邀请参加华侨梁渭家的婚礼。闹洞房时，康有为兴致勃勃地写了八个大字“司月二大旦牛住了”。然后，请新郎和新娘在每个字上加上一笔，组成一句贺词。等他们加完之后，大伙儿哄地一下笑出声来。原来正是“同用工夫早生佳子”八个字。
在这种环境下，本来就三妻四妾的康有为还娶了一位日本妻子。那日宾客云集，非常热闹，一点都看不出流亡异国他乡的样子。
孙中山在与日本的黑白两道、政官财商都有广泛联系，其中包括在1931年底到1932年作过日本首相的犬养毅，战前最大的右翼社团玄洋社发起人头山满、黑龙会成员浪人宫崎寅藏（滔天）等人。这些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为孙中山的政治避难、宣传革命、发动筹款等事宜出了不少力。有的甚至还直接参与革命。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起义中，就有许多日本友人身影。其中，山田良政是第一个牺牲的日本人，被孙中山称为“外国义士为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仁人志士的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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