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哪一天，可以被看做大明王朝的“妇女节”的话，那么最精确的答案，恐怕应该是农历三月初一。
因为在大明王朝建国的那年：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初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与大明朝的女人们，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女人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命儒生朱升编订《女诫》，并刊刻全国发行。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录历代贤德后妃的光辉事迹，然后全国推广学习。尤其是朱元璋家里的女人们，更要在后宫开设讲堂，由主编朱升亲自主讲，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嫔妃都要列席旁听，认真学习。
而之所以说负责编订的朱升是“主编”，而非作者，实在是因这部《女诫》大有来头，它最早出自东汉女文学家班昭之手，内容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七章。其中心思想，看名字就能体现出来：教育女人要逆来顺受，伺候老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礼敬公婆，不乱传闲话不造谣，不随便掺和事，就算自己不愿意，也要事事听丈夫的。受了委屈更要忍着，别人说你不好要听着。要谦顺的待人，学会讨丈夫兄弟姐妹的喜爱-----这样的女人，才是百分百的好女人。
对班昭的这个评价标准，朱元璋是基本同意的，之所以要朱升重新编纂，是因为在他眼里，做一个百分百好女人，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好女人，还需要一个重要素质——不擅自专权干政。这一条，也被朱升不折不扣写入了编订版的《女诫》中。
而也从此之后，《女诫》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明王朝的妇女基本评判手则，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执行的都是这一套相同的标准。而在朱元璋的推广下，《女诫》不但风行全国 ，在明朝，还相继的诞生了两个“升级版”，一个是朱元璋儿媳妇，明成祖朱棣皇后徐氏所编的《内训》，另一个是明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前者认真学习《女诫》中的“后妃不干政”精神，并将其理论观点细化，以单独成书的方式深入解读。后者则继承发扬《女诫》中关于好媳妇的各类评价标准，不仅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剖析，更精选大明朝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人好事，真实记录并热情讴歌。这两部书，加上唐朝宋若翠的《女论语》，以及班昭原版《女诫》，被后世并称为“女四书”。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一直是封建社会对女性进行三从四德教育的专用代表教材。
由此也可看到，如果穿越到明朝，却做了一个女人，那着实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如果要当一个好女人，按照《女诫》等主流妇女教科书的规定，恐怕只有一条路——做个老实巴交的受气小媳妇。
但在明朝的“第一家庭”里，要做个好女人，却不仅要做个受气小媳妇了。做为皇室成员，有《皇明祖训》管着，偏巧又是个女人，又要有《女诫》管着，典型是受“二茬罪”。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苦心打造这部“百分百好女人宝典”，也并非是有意要让家里的女人受二茬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吸取了历朝历代由于后宫干政而导致国势衰弱的教训。他的第一追求就是：保证大明历代帝王的法定老婆，从皇后到宫女，都是百分百的好女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朱元璋煞费苦心，除了编《女诫》搞思想宣传外，在制度上，也大伤脑筋，比如——明朝皇室选老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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