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六次下江南巡游的乾隆皇帝，所到之处或行走间，他不但要批阅公文，还喜欢吟诗题词，他是如何“一线办公”的呢?
古时书写是件麻烦事，要研墨、铺纸、润笔，更得有张桌子吧。这些东西得多少人给“领导”准备着，随叫随到，若是误了事，还要脑袋瓜子不。为此，我们古时的手艺人，大显才智，“研发”了一台功能俱全的“手提电脑”———户外办公系统。聪明的匠人为皇上做的供旅游时阅读、书写的文具箱是这样的：用紫檀木做几个小箱，边角镶以镀金铜活儿。
用时可立刻折叠组合成一个长2尺2寸、宽1尺8寸、高1尺2寸的炕桌。可放炕上，也可于野外放地上。桌内有暗抽屉，可放65件文具和一副棋子，还有一盏防风又照明的烛灯。无论是在室内或途中，办公桌组合好，他就可以伏案御批公文、题诗写字。由于这个“电脑”里存储的是皇上御用的纸、墨、笔，另有他的印泥、印章，所以，发出的“邮件”别人是不能伪造的。闲时，他还可以在小桌上，与爱臣对弈，真是方便。因此，他无论在山村野店，或是名山寺庙，都能随时发出指示，或吟诗一首搞点业余创作。
导读：《西游记》的奇异命名给读者带来不少的谐趣，譬如马流、崩芭和奔波尔灞、灞波尔奔等都令读者捧腹。但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只不过是“猴”和“吐蕃人”的音译，初读时的谐趣恐怕就没了。自从欧风美雨席卷以来，“月是西洋圆”似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在很多人的思想中，这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或习焉不察的惯性。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思维倒并不完全起因于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衰落，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古代的“圆”代表了某种征奇好异的心理(文化中本来就有探究殊方异物的传统)，并非当下的步趋与艳羡。
古人对于四夷的轻蔑与对于海外的崇信是既矛盾又真实的存在。前者自不必言，后者从明清小说中大量有敌国之富或超人之识甚或房中秘术的胡僧形象便可窥一斑，就连《红楼梦》也栩栩然地展览了自鸣钟、依弗哪之类西洋器物。当然，总体来看，《西游记》才是最“崇洋媚外”的作品。因为整个故事便以东方为“贪淫乐祸，多杀多争”、“口舌凶场，是非恶海”之所，需去西方求取真经以造福东土，似乎《西游记》的作者在五百年前便看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唐僧们“西游求经”的现实。
不过，《西游记》却也有些冤枉，因为它不过是借用了佛教的套子，只是恰好印度在西方暗合了当今“向西”的潮流而已。至于其书，倒并未像当今学者动必称希腊、言必引欧美可比。然而在当今以西为贵的文化风尚下，我们竟然也能从《西游记》中找到其“未能免俗”的小尾巴。比如花果山四健将中有“崩芭”二将军，乱石山碧波潭有小妖“奔波尔灞”，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有趣，只是历来不太清楚其究竟从何而来。我之所以把二名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很像，所以我也曾仔细思考其共源的可能性，但探求的结果却发现并非如此，因为它们分别是不同语言的音译——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外语”译名。首先来看“崩芭”。此词后来出现时也写为“奔芭”，知其不可从字求义，而应从音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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