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并不是近代才有的现象，在古代即十分常见。个人崇拜的对象一般是皇帝，将皇帝神化成完美无缺的圣人，以使万民膜拜，但在明朝天启年间，个人崇拜的对象却不是皇帝，而是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当时，相当于明朝维稳部门的总管，手握重权，因此成为个人崇拜的对象。
历史上宦官专政屡见不鲜，然而晚明史上的“阉党”专政却有着十分独特的地方，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僚们演出了一幕幕魏忠贤个人崇拜的丑剧。个人崇拜在专制时代算不上罕见现象，奇怪的是，个人崇拜的对象并非皇帝，而是太监。这不能不说是畸形时代的畸形政治，把那个时代、那种制度的劣根性，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魏忠贤个人崇拜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全国各地的官僚掀起了为魏忠贤建造“生祠”的政治运动。自古就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建造祠堂祭祀死去的祖先。
为活着的人建造祠堂，称为“生祠”，则闻所未闻。毫无疑问它是那个专制时代的畸形政治现象，满足了崇拜者与被崇拜者各自的功利目的，正所谓各得其所。
“生祠”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浙江巡抚潘汝桢。他在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二日向皇帝建议，应该为功德无量的魏忠贤建立生祠。
这个善于拍马溜须的官僚在奏疏中说，魏忠贤心思勤奋，体谅国家，心中念念不忘抚恤人民，由于他的德政，浙江延续百年的陋习积弊完全消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一致请求为他建立生祠，向他祝福。明眼人一看便知，通篇都是颠倒黑白的阿谀奉承之词，涂脂抹粉无所不用其极，把“阉党”专政的恐怖景象涂抹成为“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势。
这当然是魏忠贤求之不得的大礼，正中下怀，于是体现魏忠贤意志的“圣旨”这样写道：鉴于魏忠贤心勤为国，体恤人民，接受民众的请求，批准地方政府为他营造生祠，“以垂不朽”。昏庸的皇帝还特地为生祠题写“普德”的匾额，用明白无误的姿态为生祠运动推波助澜。
这个先例一开，善于钻营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到魏忠贤与皇帝的态度，趋之若鹜，唯恐落后，纷纷在各地为魏忠贤建造生祠。一时间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有人策划，有人造势，有人出钱，有人献房，搞得昏天黑地。
应天巡抚毛一鹭把生祠建在苏州虎丘，蓟辽总督阎鸣泰在蓟州、密云、昌平、通州、涿州、河间、保定建造多处生祠，宣大总督张朴在宣府、大同建造生祠，山西巡抚曹尔桢在五台山建造生祠。这种生祠不但遍布各地，而且蔓延到了京城。
工部郎中曾国桢把生祠造到了卢沟桥边上，京城的巡视御史黄宪卿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外，顺天知府李春茂则把生祠造到了宣武门内。有些无耻官僚还把生祠造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把生祠造在南京孝陵(明太祖坟墓)前，河道总督薛茂相把生祠造在凤阳皇陵(明太祖父母坟墓)旁。
如此这般，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生祠之风甚嚣尘上。
那些热衷于建造生祠的官僚，把魏忠贤当作一个偶像，顶礼膜拜唯恐不周，当然并非出于内心的虔诚，而是出于政治功利考量，图谋仕途升迁。蓟辽总督阎鸣泰就是一个典型。他写给皇帝的请求建造生祠的奏疏，堪称一篇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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