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貌似合理合法，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古代死刑的判决，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律意虽远，人情可推”，相当于今天的“视情节”而判。
“十恶”大罪判了死刑杀“无赦”
古代在许多情形下，杀人是不偿命的，如老公捉奸杀死奸夫，无罪，义勇者杀死劫盗之人，亦无罪，等等。
古代称死刑为“大辟”，即大罪的意思，秦汉时期乃至先秦，判死刑的一般是“十恶”重罪。
隋唐《开皇律》与《唐律疏议》对死刑犯的判决做了进一步的修订，正式出现了“十恶不赦”之罪。如谋反、谋大逆（毁坏皇室宗庙、陵墓）、谋叛（背叛朝廷）、恶逆（殴打和谋杀尊长）、不道（杀一家非死罪3人及肢解人）、大不敬（冒犯皇帝）、不孝、不睦（谋杀亲属）、不义（官吏间互杀，士卒杀官，学生杀老师等）、内乱（亲属通奸或强奸等）。
由于“十恶”危害了封建专制的核心——君权、父权、神权和夫权，自隋唐后，历代封建法典都视为不赦重罪。但其量刑标准主观且弹性很大。比如，南宋岳飞案是众所周知的千古奇冤，给岳飞定的罪名，其中有一条“指斥乘舆”，凭据只是一人的供述，但这种罪名可大可小，大者即为“大不敬”。
另外，隋代以后，历朝历代也有对强奸、强奸幼女者判处死刑的，但这些死刑不在不赦之列。
死刑核准理论上得有帝王审批
在古代一家一姓之天下里，通常需要遵循皇帝（天子）的“替天刑罚”权属，所以死刑案件理论上得由帝王审批，而帝王或亲自掌控所谓生杀大权，或授权有关专门机构行使死刑复核的权力。
如唐代采取的是三司推事、九卿议刑和都堂集议制等特殊的复核死刑案件的措施，这些中央机关地位很高。宋初实行的是州级终审制，不必报请中央核准，刑部只是在死刑执行完毕后进行事后复查。北宋中期进行改革，死刑案须由提刑司详复后才能施行，州级机关不再享有终审权，并逐渐形成为一种制度，沿用至南宋。紧急情况下，也有暂时赋予知州以死刑终审权的例子，但不常见。
明清时期的死刑，分为立决、立即执行和秋后决、秋后执行两种形式。清律称前者为“斩立决”、“绞立决”，后者为“斩监候”、“绞监候”。凡是性质特别严重的死刑案件，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及杀人、强盗罪中之严重者，要立决，一般死刑则待秋后决。这两种死刑都要经过中央司法机关和皇帝的审核批准。对于立决的死刑案件，一般先经刑部审定，都察院参核，再送大理寺审允，而后三法司会奏皇帝最后核准。对于秋后处决的死刑案件，明朝建立了朝审制度加以审核。朝审是天顺二年下诏，三年开始实行的，且从此“永为定例”，“每岁霜降后”进行，“历朝遵行”，所以史称“朝审始于天顺三年”，成为对在京立决重囚法定的每年必行的制度。
古代处决死囚，一般强调公开性，即“示众”。让民众围观的意思，是希望达到震慑犯罪、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临刑关怀让法律“诛身”让人情“诛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古代法律并不是与“情理”无关或对立的。
对于死刑犯而言，在法律诛其身之前，古人还重视一个“诛其心”的过程，所谓“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也叫“临刑关怀”。让其认罪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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