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家长都意识到，孩子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今后的生理、心理健康有持久影响。虐待、创伤、家庭争吵等童年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似一双邪恶的大手，常常将孩子们拉离通向幸福健康的轨道。而这中间的机制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已有的研究表明，不良成长环境可能增加抽烟、饮酒等健康风险行为，进而对成年后的健康造成影响;另一方面，不良环境可能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人的健康水平;另外，人在成长关键期遭遇不利事件带来的长期压力，也可能改变大脑结构，干扰压力应激系统的平衡。2月2日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对这三种可能的机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
童年不良经历与适应负荷
研究数据来自英国1958年的全国儿童发展研究(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法国研究者克里斯蒂娜·芭伯扎·索黎斯(CristinaBarboza Solís)及其同事共收集了1958年某一周内出生的9377名英国公民从出生到44岁的数据。童年不良经历数据则来源于参与者7、11、16岁时父母或老师回答的问卷。这些童年不良经历可分为6类：
1. 被收养或受到其他公共/资源照顾;2. 营养不良或不卫生等生理忽视;3. 家庭成员或孩子自己进过监狱或被监视;4. 父母离异或分居;5. 家庭成员罹患精神疾病;6. 家庭成员有酒精滥用问题。
在这6项童年不良经历中，采取1(有)、0(没有)计分，总分数为6个来源的分数的加和。可以发现，这些童年不良经历主要针对不良家庭环境(孩子生活的直接环境)，并没有涉及自然灾害等宏观环境。
适应负荷(allostatic load)是测量人体经年劳损状况的生理指标。它像年轮一样，能反应身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环境适宜时，身体的损耗就少;而环境条件恶劣时，身体就需要花更多的力气，以维持内在环境的稳定，损耗也就会相应增加。适应负荷的数据来自于参与者44岁时的14个生理指标，这些生理指标与身体应激水平有关，涵盖4个与压力相关的生理系统，分别是：神经内分泌系统(如唾液皮质醇)、免疫和应激系统(如胰岛素样生长激素)、代谢系统(如高密度脂蛋白)，以及心血管和呼吸系统(如收缩压)。同童年不良经历的计分方式类似，适应负荷的计分为14个生理指标分数的加和，总分为14分。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研究作者指出的，这14个生理指标的选取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只是基于之前其与压力、健康相关的研究发现。
童年不良经历如何影响中年时的健康
研究表明，童年不良经历确实能预测一个人44岁时的身体劳损状况——不良经历越多，劳损状况越严重。对男性而言，与没有童年不良经历的人相比，每增加一项童年不良经历，适应负荷的得分平均增加0.18，有两项甚至更多项童年不良经历，适应负荷的得分平均增加0.46;而对女性来说，一项童年不良经历会让适应负荷的得分增加0.24，两项及多项童年不良经历则增加0.42。
但童年不良经历对适应负荷的影响中，有近70%是通过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变量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这二者属于中介因素。研究中，作者选取了23岁作为成年早期健康行为的取样点，选取33岁(大多数人此时婚姻、工作状况已日趋稳定)作为社会经济因素的取样点。结果发现，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来说，童年不良经历都是通过影响人在23岁时的健康行为(如吸烟、饮酒、运动)，以及33岁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如家庭财富、社会地位、婚姻状况)来影响适应负荷的。在控制健康行为和社会经济因素后，童年不良经历对适应负荷就没有显著影响了。
比如对女性来说，23岁时的BMI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另外，人在33岁时的社会财富(基于房价和房屋所有权的数据，转化为百分数)能显著减少适应负荷——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会财富，适应负荷可降低0.43。此外，单身人群比已婚人群的适应负荷平均高0.22。
这次研究是首个将童年经历和人们44岁时的生理状况联系起来的大样本纵向研究，揭示了童年不良经历如何通过成年初期的健康行为和而立之年的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中年的生理健康。值得指出的是，研究采用了童年期当时的前瞻性数据，进而避免了采用成年后回忆的回溯性数据可能带来的隐瞒、误报等偏差。由于数据比较完整地记录了研究对象生命轨迹各个阶段的详细状况，该研究得以区分并控制行为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但研究中缺失的数据并不满足随机假设，从而可能带来数据选择偏差。此外，研究者尚不清楚是否有其他关键的中间变量和混淆变量未包括在模型中，因此研究结果仍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