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相信大多数读者对此是没有概念的。即使有概念,也是读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在成亨酒店曲尺形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那一文钱,能派什么用场呢?还不够买半碗酒或半碟茴香豆的。但康熙时代的一文钱,请别小看,还真能救救穷人的急。据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以一文钱到康熙年间的酱园店,可以买酱醋油酒各一碗,谓之“四碗一文”。这是什么价钱?几乎就是白送了。与此相应的,是康熙时代的米价,最低的时候,二文钱可以买一升。一升米,一斤半。够升斗小民开灶升火了。
当然,康熙时代并不都是这样的低物价。康熙年间的自然灾害还是蛮多的,一有天灾,物价就上去了。自然灾害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功能有关。社会功能差,自然灾害就多。元朝的社会功能极差,所以元朝的自然灾害极多,一个接一个,明朝末年,也是类同。即使没有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自然灾害,加上北方地区的瘟疫,已经把崇祯皇帝搞得焦头烂额,明王朝的国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康熙初年,也不乐观。水灾,连年的遭灾,江南还发生痢疾,十家九病,民间献神化纸送鬼神,此来彼往。松江府的疫情极大,棺材店货源断档,有人死了六七日还买不到棺材下葬。
一直熬到康熙八年,情况才好一点,收成不错,米价应声回落到七钱银子一石(150斤),也就是一升米六文钱左右,相当低了。对照雍正、乾隆年间的平均一两银子一石米,是绝对的低。康熙在位61年,七钱银子一石米,是他统治期间的平均米价。
影响康熙年间物价的因素除了自然灾害和疫病外,还有其他的政治原因,而且是清朝建国初期所无法回避的。如康熙初平定李白成余部的战斗,与南明小朝廷的战斗,还算是小的开销。康熙十二年开始的平定三藩的战争,前后八年。然后是对台港以及西北用兵,那是大开销了,都要耗费大量钱财。“三藩”之乱,反映在国家金融上,银特别的贵了,钱特别的贱了。按正常的银钱兑换比例,一两银子应该兑换一千文铜钱。受市场物价的波动,上下浮动一点都是正常的。打仗了,而且打的是改朝换代的仗,社会心理受到颠覆,1000文铜钱只能换银五钱、四钱、甚至三钱,老百姓都把银子藏起来,静观时局的变化。市面上的康熙通宝变得不那么值钱,物价腾腾腾的就上去了。
但这段时间不长,康熙皇帝在随后的四十年中,表达和维持了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消费崇尚节俭的政治理想。康熙初年,有一名出生在比利时的耶酥会传教士叫鲁日满的,在常熟、苏州、松江、上海等地布道,他是一个极细心的人,留下了一本从康熙13年到康熙15年的账本,很有意思。从很多生活细节上,告诉了我们苏州一带的生活水准和人情习俗。
鲁日满先生是用英制的“磅”来记账的:“买3磅牛肉:130文。买一磅糖:80文。买一磅面粉:13文。买一磅羊肉:55文”。为了阅读与比较的方便,我将英制的磅,根据“一磅十二两”的比例,折算成的斤两。换算的结果是这样的:
牛肉:58文一斤;糖:100文一斤,面粉:18文一斤;羊肉:73文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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