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那些地痞，以及由地痞转化的官痞来，文学家的流氓化显然更具有“影响力”，称他们是“流氓精英”并不“过誉”。提及“精英”流氓化朝代，西晋当列头牌。西晋以奢侈成风闻名，彼时社会虽贫富悬殊，但享乐主义至上。整个社会弥漫着“我堕落我快乐”。尽管享乐主义打破了虚伪的礼法，肯定了人的自然属性，并直率地加以表现，但其根本上是非理性的，是以吃喝玩乐的兽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享乐主义主宰下的社会，“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必随之而来。
彼时，精英阵营也呈“两极分化”。以石崇为代表的一部分社会精英主动下水，追逐世风，助长奢侈，混迹官场，敛财斗富。当然，也有另一部分精英看不惯这一切，力图避世隐居，超然物外。但是，隐居的精英显然不敌斗富的精英。隐居作家群——“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嵇康被皇帝砍了头，而斗富作家群的带头大哥石崇却备受皇帝宠爱。石崇之所以在当时“声名大噪”，靠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斗富”。能捞钱、能“显摆”，是这个时代宠儿“才气”的“精华”所在。
石崇在捞钱方面“出类拔萃”。当然，他的生财之道，靠的也不是“版税”，而是权位——职场官位。他当过省级地方大员，曾任荆州刺史。在任期间，不爱造福于民，专爱“打家劫舍”。史书称他在荆州“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这就是他的致富手段——令人不齿的“官盗”。以石崇为代表的文学家，全然失去了社会“是非观”甚至羞耻心，全力追求以“实惠”为目的行为方式。通过“如厕换新衣”，“蜡烛当柴火”、“击碎珊瑚树”等具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斗富故事，可以看出石崇在世风日下下，起到的是多么不良的导向作用。
高调斗富的石崇纯属时代的产物，他有恃无恐进行“显摆”表演的最大动力，乃是在“主席台”上一直以欣赏目光注视他的政治流氓司马炎。皇恩浩荡，点火煽风。制造奢靡世风的“宗师”，实际上就是当朝最高领导人司马炎。而石崇这些流氓精英，充其量是在“显摆大赛”上，发挥了推广传播的“起哄”作用。司马炎乃曹魏大都督司马懿之孙，晋公司马昭之子，是个坐享其成的“开国皇帝”。大都坐享其成的皇帝，一般都有暴发户心理作祟，这种心理助长放荡不羁的流氓品行，司马炎就是这样一个推崇“高消费”的“贵族流氓”皇帝。
司马炎在奢靡挥霍方面，堪称“楷模”，他在这方面的“传奇故事”也相当多。如“驾羊车游幸后宫”、食用“人奶喂乳猪”等，晋书传称：晋武“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奢侈之风的始作俑者，正是这位借祖上阴德暴发的皇帝。
在石崇与皇室成员王恺斗富的时代闹剧中，作为一国之君的司马炎，不仅不加以劝诫约束、以正世风，反而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甚至参入其中，拿出皇宫的宝物——宫里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王恺、支持手下“参赛”。一国之君鼓励群臣斗富，毫不掩饰财主嗜好，明目张胆以奢靡为荣，西晋骄奢淫逸之风，从哪而来，岂不一目了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高调斗富的石崇，活脱脱迎合了主子的嗜好。表面上石崇“显摆”的是自己之富，本质里石崇“显摆”的是主子司马炎之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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