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金轮 潇湘子 尼摩星 尹克西 麻光佐 杨过
完颜洪烈:沙通天 侯通海 灵智 欧阳克 欧阳锋 裘千仞 彭连虎 杨康
自然是忽必烈赢啊,龙象波若功金轮和杨过已经是神雕里最高等级的了,而西毒和铁掌跟郭靖差不多,比他们第一个等级。至于完颜洪烈的跟班,活僵尸、天竺矮子和珠宝商足以打发。
神雕刚开始,郭靖与欧阳锋打了一架,基本持平。后来,欧阳锋死了,武功自然不会再提高了。16年前,黄蓉对郭靖说:“过儿的武功已不在你我之下。”,可见杨过那时已经和郭靖差不多了,之后拿了玄铁重剑,又有了黯然销魂掌,自然胜于郭靖欧阳锋。金轮在襄阳恶斗时和杨过半斤八两。
此后便只为金国的振兴与《武穆遗书》而奔波,但独木难支同大厦倾,后来金国还是灭亡了,金国灭亡前夕,完颜洪烈在花拉子模城被郭靖捉住,并被送到铁木真处。铁木真将脚踏于他头上,问他“你当日来蒙古耀武扬威时,可曾想过有今天?”完颜洪烈抬头道 “我大金当日兵力强盛,恨不先灭了你小小蒙古,以致今日之患。”说完此话,他的人生也就此划上了句号。
对于近代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开阔了人的眼界。这是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活动,但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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