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肺部穿刺的决定者是宋美龄本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胆敢针对这一误诊事件,追究医疗责任。不论是哈医师或是医疗小组的“御医”们,尽管意见南辕北辙,但基本上都是提供专业意见,没有最后决定权。既然当儿子的蒋经国又无异议,蒋介石的配偶宋美龄自然成为最后仲裁者。她不听从医疗小组医师的专业意见,执意听从哈医师的意见作穿刺手术。手术之后,却又发生蒋介石病情告急、高烧不退的紧急情势,医疗小组的各位医生们心想,果然不幸言中。“御医”们固然心知肚明,蒋介石病情突然失控,和宋美龄决定抽肺积水有绝对的因果关联,但又有谁敢去追究宋美龄的错误决策呢?
但是,真正离谱的事情,发生在后头。当蒋介石过世之后,医疗小组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故意略去肺部穿刺手术一节,而且捏造了别的病由,刻意掩盖并抹杀事实。《蒋介石治疗报告》记载1974年年底的治疗经过时,声称:“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医疗小组当即建议蒋介石应多作休养。十二月一日午间,蒋介石突发高烧,经检查后,发现蒋介石之肺左上叶及右下叶肺炎复发,两胸膜腔且皆有积水,细菌培养证实肺炎为一种抗药性之革兰阴性杆菌所造成。”
宋美龄延请美国医师为蒋介石做肺部穿刺手术,造成严重的手术后遗症,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竟搪塞为:“民国六十三年岁末,台湾发生流行性感冒,蒋介石亦受到感染。”
据一位医疗小组医护人员表示,1974年年底台湾并未发生严重流行性感冒,即使有季节性的流行性感冒,高峰期也是在每年秋季,不会拖延到12月才被传染流感。况且,在医疗小组层层把关、过滤之下,蒋介石周围基本上处于半无菌状态,任何随员一旦有感冒征兆,马上就会被隔绝在外围,不准进入蒋介石的生活空间四周。
从时空环境而言,晚年的蒋介石几乎“很难”传染流感。官方版《蒋介石治疗报告》明显在为宋美龄作出肺部穿刺的错误决策,作擦脂抹粉的掩饰动作。
蒋介石突发高烧,群医惊惶之余,只有投以“大量之抗生素”并采取“其他支持疗法”,70年代,尚无类固醇或强效抗生素可以压制顽强的细菌或病毒。由于蒋介石病况危急,为了消炎退烧,“御医”陆续为蒋介石施打了5000mg高剂量的抗生素,高温依旧不退。
“荣民总医院”恰巧进口了一床冰毯,垫在床单下面,再插上电插头,床单的温度马上降低好几度。使用冰毯以后,蒋介石的体温随之略微下降。哈医师万万想不到,当他开完刀走人之后,台湾这群医护人员和“总统”副官随员们,为了蒋介石高烧不退,急如星火般地忙得几天几夜无法阖眼睡觉。
慈禧的情史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从皇帝、大臣到太监,都曾与慈禧的情事沾上边。更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的是,一份英文写成的关键史料曾披露,慈禧太后与小她五十岁的英国男子埃德蒙·拜克豪斯(EdmundBackhouse)大搞跨国恋情。但拜克豪斯最爱的人不是慈禧,而是大太监李莲英,慈禧是因好奇而加入这些男人的“爱情争斗”。对于此说,史学家表示:有可能但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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