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轶事：传教士在上海开发第一批”廉租房“

小时候看过一部武侠小说，题目好像叫《游龙八卦掌》，讲的是清朝末年一武师跟洋人比武的故事。这名武师自幼家贫，父亲是老实巴交的自耕农，因为传教士想买他的耕地，他不愿意卖，传教士就找来打手，将他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也就是那名武师，长大后练成神功，去找洋人打擂，洋人不是对手，竟然暗使诡计，毒瞎了他的双眼。

小孩子思想单纯，书上怎么说就怎么信，看过那部小说以后，我把传教士当成了与日本鬼子和八国联军相似的物种，非常痛恨他们。后来长大了，读的书多了，渐渐明白过来：原来在华传教士并没有那么坏。确实有些传教士靠坚船利炮和治外法权撑腰，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但他们在行的善举也不少（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传教）。尤其是1949年后，传教士在大陆备受丑化，多半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现在我知道了，第一家西式医院（1835年成立的广州眼科医院）、第一所新型大学（1879年成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都是传教士办的，近代第一个留学生（1847年赴美的容闳）是传教士带出国门的，第一部英汉对照辞典（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是传教士编写的，第一个现代印刷机构（1860年搬迁至上海的美华书馆）是传教士引进的。

甚至著名的烟台苹果，最初也是出自传教士之手（1871年美国传教士倪维斯夫妇在烟台培育），我们很多人爱吃的大粒花生，还是传教士引进的（1884年美国传教士威尔将欧洲人刚培育出的大粒花生引种到河北邢台，民国时推广至全国）。当年清廷向八国联军支付巨额赔款，美国将赔款分期退还，用于的教育事业，这笔赔款对清华大学的创建和留学生的派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当初建议美国政府退还赔款的，还是传教士。

以前我写过一篇介绍基督教青年会的文章，说来华传教士和一些富裕教徒在成立了许多青年会分部，这些分部不以营利为目的，只以助人为己任，无论是不是基督徒，只要有困难，都可以向青年会申请帮助。1927年鲁迅去香港讲学，没地方住，就是让青年会为他找的房子；1938年老舍去重庆逃难，租不起房子，也是由青年会帮忙找到了一间免费的库房。

事实上，连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廉租房，都是在基督教青年会努力下开发完成的。

1922年，基督教中华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提出了劳工改善居住生活的计划。1923年，美国传教士克拉克和奥兹德耗费一年时间调查了上海闸北、虹口、浦东等地的贫民窟，建议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贫苦劳工建造卫生良好、租金低廉的劳工新村。1924年，上海青年会筹集资金，游说政府，在浦东拿到地皮，开始兴建劳工新村。1926年，“上海青年会浦东劳工新村”建成，公开招募低收入劳工入住。

该新村占地六亩，内有礼堂、小学、运动场、诊所、游艺室、图书室各一，公共厕所两个，其余全是供劳工居住的砖瓦房，共三十二套。每套房都是两间，一间为卧室，另外一间前后隔开，前面做客厅，后面做厨房。每套房子的前面各有一小块空地，让住户种花种草。

新村建成后，上海青年会登出公告，满以为申请入住的劳工会挤破头，哪知道头一个月几乎无人问津。为啥？三条原因：

第一，房子盖得太漂亮了，旁边贫民窟里的工人以为是给阔人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