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三餐在宋代才普遍起来(但也有部分人家只吃二餐),这只有在农业产量大为提高、食物变得丰富并且有了夜生活之后,才可以实现的。
吃饱之后,人们便会追求吃得精致。宋人对于饮食是非常讲究的。富贵人家,“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甚至“不较其值,惟得享时新耳”。为了尝到新鲜,不惜金钱。
宋朝的一般城市白领跟今日的小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共提到一百多家店铺,其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占了半数以上。《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经营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也差不多接近半数。南宋笔记《武林旧事》、《都城纪胜》、《梦粱录》也收录了一大堆临安的饮食店与美食名单。
即便是城市下层人,也能从饮食店找到物美价廉的食品,据《梦粱录》记载,“更有专卖血脏面、斋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此等店肆乃下等人求之粗饱,往而市之矣”。
临安的每天早晨,“买卖细色异品菜蔬”的小商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梦粱录》)。蔬菜是宋人餐桌上的常见食材,学者的考证指出,宋代栽培的蔬菜品种非常丰富,约有四五十种,与今日市场上的蔬菜种类大体差不多。
如果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似乎北方居民只能靠窖藏蔬菜过冬。但是诗人梅尧臣就写了一首《闻卖韭黄蓼甲》,说,“百物冻未活,初逢卖菜人。”原来,这位卖菜人利用粪土热力与保暖作用,培育出鲜嫩的韭黄、蓼甲:“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换成现代的说法,这不正是“反季节栽培”技术吗?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让宋朝人在餐桌上的选择机会比之前任何时代都要丰富。
对美食的讲究,促使宋代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条,《梦粱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有一个长长的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抄也抄不过来。今日的五星级大饭店,菜谱上的名目也未必有那么丰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宋朝的开封与杭州,简直就是“吃货”的天堂。
我们现在能够品尝到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油条、刺身等,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
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主要是饼和饭。这二者中,饼又占据主要地位。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说,当时“世重饼啖”,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
唐代所说的饼,内容比今天宽泛得多。除面糊以外的各种成型面食,都可以称为饼。而唐人食之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饼,有胡饼、蒸饼和汤饼等。
胡饼是用烤炉烤制的大饼,它是汉代自西域传入,在唐代极为流行。胡饼中有一种胡麻饼,烤制时在饼上撒了一层芝麻。白居易在《寄胡麻饼与杨万州》一诗中曾对胡麻饼赞美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短短四句诗,就把胡麻饼的风味特点及受欢迎程度生动地写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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