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还是端王时,有一次到姐夫王都尉府赴宴,看中了“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王都尉二话没说,马上答应明天送去。这送的差事落在了高俅头上。第二天,高俅将礼物送到端王府中,正赶上赵佶在“踢气球”,高俅“不敢过去冲撞”,只得“立在从人背后伺候”。也是高俅“合当发迹”,那个气球飞起来,赵佶接不着,滚到了高俅身边。高俅凭着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赵佶见了大喜,于是连礼物加人,一块儿都收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高俅就由王都尉的“帮闲”变成了端王的“跟随”。不到两个月,皇帝死了,偏偏这个哲宗皇帝没有儿子,经过众官商议,端王又成了皇帝。这高俅自然成了“随驾迁移的人”,再过半年,高俅就“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看起来,高俅能够飞黄腾达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说,王都尉不是派高俅去送礼物,送礼物时赵佶没有在踢球,踢球时气球没有飞到高俅身边,气球飞到身边高俅没有胆量踢上那一脚等等。这些偶然性的东西,缺少了任何一个环节,高俅都不可能发迹。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俅发迹出于偶然也不能说不对。但是,《水浒传》的作者,仅仅把高俅这个梁山泊的对头写成发迹于偶然这么简单吗?其实,任何偶然性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必然性的联系,就像那个去西岳进香的宿太尉,他又是凭什么当上太尉的?当他被宋江劫持,强行借去“仪仗”时,那表现还比高俅好吗?
让我们将高俅发迹的偶然性放在一边,看看事情背后还有些什么?
高俅这种人不乏谋一个好差事
高俅是“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自小“不成家业,却好刺枪使棒”,会的是“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顺便学了一些“诗书词赋”,尤其是“踢得好脚气球”;不会的是“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因此上,高俅只在东京城里帮闲,每日里出入“三瓦两舍”,干一些“帮人使钱”的营生。他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开封府“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打了二十脊杖,赶出了东京城。按理说,这种没有好品质、真本事的浮浪子弟,连父亲都不喜得待见之人,日子过得一定是很不如意了吧?事情恰恰相反,高俅不但衣食无忧,尽管还是“帮闲”,却总也离不开主流社会。
东京城里不让待了,高俅到了淮西临淮州,在一个开赌坊的柳大郎家里一待三年,因为这个柳世权“专惜客养闲人,招纳四方隔涝汉子”。遇到天下大赦,高俅思量着回东京,柳大郎就把高俅推荐给自己在东京的亲戚,“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士。董将士虽然不愿意,害怕他教坏了自己的孩子,但还是欢天喜地的接下来,每日好酒好饭地招待着。过了十几天,董将士把他推荐给了“小苏学士”。第二天,小苏学士把他推荐给了驸马王晋卿,因为他觉得王都尉“喜欢这样的人”。果然,小王都尉“喜爱风流人物,正用这样的人”,见小苏学士送来高俅,“拜见了,便喜”,不但让他做个亲随,还待他“如同家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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