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令死者不安,生者不宁。既然盗墓者那双贼眼对新坟旧冢虎视眈眈,反盗墓就成为必须。在古代,与风水一样,如何保全逝者的尸骨,让死者在阴间永获安宁,是葬前葬后均要考虑的问题。
《易经》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如果从反盗墓的角度来理解,“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应该是古人最朴素,也是最原始的反盗墓构思。这种构思在后代都有运用,宋代书画家米芾便曾如此葬过亲属。明冯梦龙编撰的《古今笑史·痴绝部》中记录,“米芾好奇,葬其亲润州山间,不封不树。尝自诧于人,言莫有知其穴者。”
后来,反盗墓花样就多了。如朱元璋,民间传说,他死前精明死后聪明,在自己的葬事上用尽心机。明人朱国桢所著的《皇明大政记》称,朱元璋下葬那天“而发引,各门下葬”,此即南京民间至今流传的说法,朱元璋出殡那天,十三座城门同时抬出了棺材。
最后一位开国中将张震(1988年晋升上将)9月3日17时因病去世,享年101岁。在张震将军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些关于1949年解放军筹划解放台湾的鲜为人知的内幕,比如秘密武器,比如拿出全国年产粮的十分之一,外加3亿美元作为攻台战费……
毛泽东希望1949年冬攻占台湾
1949年6月,正当解放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追击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之际,我(即张震将军,时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却突发急病,躺在了病床上。就在这时,粟裕将军突然来访。不等我问情况,他就说,毛主席6月14日和21日两次给我们发来电报,提出要“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让我们研究“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并要求我们向他作出报告。毛主席希望我们能于1949年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攻占台湾。
10月下旬重返工作岗位后,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研究上,查阅东南沿海的水文气象资料,研究金门和登步岛的全面情况,并听取司令部各业务部门的详细汇报。我感到,解放台湾,可以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役,也是最困难的一仗。于是,我向粟裕同志建议,召开了一次参谋长会议,或者叫军事教育会议,研究渡海登陆作战的具体问题,做好学术上的准备。我还专门请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赵秉衡教授讲两栖作战的基本原则等,提高司令部人员两栖作战的理论水平。
各种秘密武器紧张试验
中央研究确定,攻打台湾所需的海空军系统由中央负责准备,陆军系统由我们三野负责准备,攻台作战的时机,也要依我们的准备情况来定。
1950年3月上旬,粟裕同志赴京开会。他从北京写信回来,讲了中央的考虑:鉴于准备工作需要的时间相当长,各种作战装备及物资需要量也很大,所以将攻台作战时间推迟到1951年。尽管国家经济情况还很困难,但为了解放台湾,准备拿出60亿至70亿斤粮食充作战费,另以1亿美元作军事借款,来购置装备。因渡海登陆作战迫切需要有空、海军的配合,军委已决定,这笔款项以购买飞机为主。
3月下旬,我们召开了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座谈会,进一步研究攻台作战问题。司令部汇总了前段的准备情况,拟订了初步计划,编制了预算,呈报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不久,军委批准了这一预算。在座谈会上,我们还请专家汇报飞螺推进器、火箭炮的试制、无线电遥控爆破船只试验等情况,着重研究了军事技术上存在的具体问题,以能尽快定型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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