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极盛时期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人口有961万户，5200万人。而到肃宗乾元三年(760年)猛降至193万户，1699万人，以后逐年下降，直到元和年间人口才开始回升，达247万户，到相对比较安定的长庆、太和年间，人口逐渐稳定在300—400万户之间。唐代中后期人口下降的根本原因固然与安史之乱息息相关，但也与政府控制不了流动人口有关。
早在开元天宝之际，租庸调制已经破坏。“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但将帅为了邀功，士卒死亡多不除名。在王鉷为户口使时，“案旧籍，计除六年之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天下之人苦而无告，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在苛捐杂税的暴敛之下，人们不得不开始逃亡。其后则是“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旧唐书》杨炎传)人口逃亡到唐后期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一家逃亡，租税均摊于邻里，邻里逃亡，其租税仍摊于乡县，于是一室空而四邻亦尽。一家逃而牵动乡邻，一乡动而牵动全国。元和十三年(818年)李渤上书曰：“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闅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旧唐书》李渤传)这里没有一个时间年限，不知道在多长时间内人口逃亡率在三分之二以上。
受安史之乱影响的主要是北方，南方由于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应该说影响不著。特别是湘南之衡、永、郴等州，物产较为丰富，“潭、衡、桂阳必多积谷……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旧唐书》刘晏传)人口的逃亡应当相对较少。但从文献上看，人口逃亡也是触目惊心的。柳宗元在永州(约805— 815年)时写的《捕蛇者说》，借用捕蛇者蒋氏之口，说出了湘南人口的异动情况。“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即徙尔。”六十年间，人口逃亡或死亡率达90%以上，三十至四十年间，为70%— 80%，十二年间为50%—60%。这个数据虽限于一个很小的地区，而且是一个粗略的估计，但却与李渤的数据相仿佛。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天宝年间，郴州八县有31303户，道州五县22551户、139063人，永州四县27494户、176168人，衡州六县33688 户、199228人，以衡州户口最多。元和六年(811年)正月，衡州刺史吕温在“简获隐户奏”说到衡州户口逃亡情况时，不仅统计数字准确，时间跨度确定，而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范围，包括衡阳、衡山、常宁、攸、茶陵、耒阳六县。这使我们对唐代逃亡户口的普遍性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该奏折说：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百。伏缘圣恩录臣在道州微效，擢授大郡，令抚伤残。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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