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崇尚礼法,历代统治者都注重礼法对百姓的教化作用,而民间的“造神运动”又总是非常蓬勃。对于这些民间自发祭祀的神,统治者的态度也非常明确:不能保佑百姓、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神,坚决予以取缔;有助于安定民众,抵御重大灾祸的神,要纳入官方体制中去。历史上被纳入官方祭典的民间神不多,关羽是其中声名最显赫的一位,他从地方走向中央,也反映出民间和官方价值观趋同的过程。
南北朝至唐朝:当阳凶神
陈寿《三国志》赞关羽“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有国士之风”。其最大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忠勇”二字,于万千人中取上将首级,身在曹营心念汉室。但他也有缺点,那就是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这直接导致了他被吕蒙部所杀。作为一个武将,他有一些可供非议之处。首先,他死于敌人之手,死后身体被埋在湖北当阳,头颅被埋在河南洛阳,身首异处;其次,他的官位是敌人封的,而蜀国给他的荣誉乏善可陈,谥号也仅仅是“壮缪”,殊为不美;再次,他大意失荆州,对蜀中人民来说过错不可谓不小。这样的“瑕疵”使他在武将史上不能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
关羽死后,当阳地区陆续有人开始建庙祭祀他。民间祭祀分为两种,“祀厉”和“祀正”,前者祀凶神,后者祀善神。关羽在大功垂成之际为吕蒙袭杀,自然是满腔怨怒。荆州民间惟恐关羽将其怨怒发泄于人间,遂小心供奉,但愿免灾避祸。传说玉泉山上的关庙很灵验,有人偷吃他的奉食,地上就会出现一个大手印,有人在堂上对他不敬,就会有毒蛇毒虫跟随其后。也因为这样,天台宗智顗禅师在当阳地区传教,于玉泉山上修建玉泉寺,为关羽授“菩萨戒”,未尝不是出于抚慰凶灵的考虑,连关羽这样的凶神都能点化,还不能说明佛法的妙用吗?
南北朝直到唐朝,官方对关羽都不很感冒。唐初为了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一方面祭祀文宣王孔子,其座下有十哲和七十二贤人,另一方面祭祀周朝开国功臣姜尚(太公),张良配享。姜尚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其功绩可谓前无古人,连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假托自己是姜太公转世。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崇尚武将,姜太公就承担起了以武立威的责任,唐肃宗追封太公为武成王,祭祀规模与文宣王孔子看齐,张良、韩信、白起、孙武、诸葛亮等人作为“十哲”陪坐。为了让武成王能有同样的威仪,朝廷选取六十四位武将从祀,关羽才正式进入国家祀典,但位置非常靠后,可见当时官方对他的重视并不很高。
宋朝至元朝:忠勇大将
宋朝统治者同样面临合法性的问题。宋太祖赵匡胤夺取了五代后周的江山,为了证明换代是正确的,是承继道统的,就必须重新梳理之前的历史。要证明宋朝的合法性,对之前诸史的评价自然就变为汉朝正统,曹魏窃取政权。随着时间推移,百姓对关羽的凶恶之象已经淡忘,他忠勇的一面反而凸显出来。同时北宋时,市井文化发达,说书等行当诞生,其中有一经典篇章就是“分三”。民间好恶分明,对工于心计的曹操,偏安一隅的孙氏父子都没有对刘关张那样喜爱,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尊刘贬曹的舆论倾向。虽然宋初对武成王庙中的武将“重加详定”时,以“身死敌手”为由将关张二人请出庙庭,但随着时代价值观的变化,宋仁宗时,二人又被请回了武成王庙。而宋朝道教勃兴,皇帝又多信道教。所以在道教的传播过程中,一些在民间香火较盛的神也被吸纳进道教的神仙体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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