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明朝《少林十条戒约》规定之中有一条特别刺目--“女色男风，犯之必遭天谴，亦为佛门所难容，凡吾禅宗弟子，宜乘为炯戒勿忽”。由此可见明代男风的兴盛，居然到了不得不写入佛门戒律的地步。明代的男风普遍到了什么程度呢?根据徐充的《暖姝由笔》记载：“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也就说在此时，男性同性恋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整个社会的性观念和性取向都发生了改变。
士人们作为社会风气和潮流的领导者，他们的趣味和倾向有时往往会比朝廷的诏令更具号召力。当时大量的文学作品中细致地反映出男风的生活，这已经不是所谓的宽容了，而是男风又回复到魏晋之前，成为一个公众接受的常态。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明代的意识形态完全建构在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儒家礼教上，官方甚至发动起禁欲运动。在明宣宗以后，更是裁汰官妓，禁令甚严，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或稍有邪行者，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当禁欲运动达到顶点的时候，士人们不得不寻找新的发泄途径，而好男色不会导致生儿育女，扰乱宗族家庭秩序，于是男风又重新兴盛起来。
明代的笔记中往往可见士人们除了妻妾外，更在家中配有年少俊美的书童。他们将与妻妾的性生活称为“内交”，相对地，与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则称为“外交”。《五杂俎》就总结说：“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米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不过这个总结遗漏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明人对房中术性养生的热衷。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认为异性之间性交时，男方如果控制射精，从而还精补脑，再加上从女性那里采集到的阴气，会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是如果控制不住，则会耗损自己精神。而男子同性性交，却可以纵情肆意，因为所丧失的阳气会从对方体内的阳气中得到补偿。
男风之盛行不免会促进男妓行业的发达。根据时人记载，到了正德年间，北京已设有男院，悬“长春院”之匾额;而女妓居所，则称“不夜宫”--盖取意于苏东坡诗：“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美妓娈童相竞秀，互以夺贵显狎客为能，娈童之名皆冠以“少”字，而明熹宗尝微行其间。我们再来看明代小说家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对当时男风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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