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何喜欢在春节结婚和行房呢?我想不外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原因:
第一,春节过年期间本来就是一年中最热闹、最喜庆、最久长的节日,再把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结婚、生育结合到这里来,双喜临门、喜上加喜,那就更加热闹、喜庆、隆重了,岂不是一生中、全天下最幸福、最完美的安排,何乐不为?
第二,本来春节就是过节,结婚也是过节,两个节都要折腾、忙碌、劳累,要花大钱,反正都要办嘛,现在集中到一起来操办,那就节省很多的折腾、忙碌和劳累了,也少花很多的钱,再好不过。
第三,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前后即将进入春天,春光明媚,万物复苏,生机蓬勃;而人们的身体、性趣也在恢复和勃发,尤其是年轻男性、女性对性爱、情欲的热衷,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春情荡漾、春意盎然,这个时候结婚和行房不是恰到好处吗?
第四,古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把一年中最好吃的东西都集中到了过年前后,春节期间家里多饮食丰裕,人们吃得好、玩得好,菜肴饭食饱满,油水足、营养好、身体健康,而且心情也佳,岂不是非常合适结婚和性爱吗?
第五,春节前后的气候也是非常合适结婚和行房的,没有了严冬的寒冷,也还不到夏日的炎热,天气温暖和煦、清新舒畅,室内暖和湿润,插高烛、挂红帐、盖锦衾,人们做什么事都欢快、愉悦,更不用说床笫之欢、闺房之乐了。
第六,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万物都讲究遵循四季规律,春种秋收、春花秋月,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更明白这个道理。春天结婚、行房、交媾、云雨,两性结合、孕育生命,十月怀胎、生命成长,到秋天瓜熟蒂落、孩子诞生,两头的季节都是最合适的。
既然有这么多重要的原因,那么古人选择在这个时候结婚和行房就很正常了,这个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了,同时也证明今人的研究和统计基本上是靠谱的。看来,古人还是很注重科学的,也很懂得享受生活啊。我们能否向古人学习和借鉴这点?
《南昌暴动史》一文披露了不少南昌起义中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其中“郭沫若受惊”及“张发奎受辱”事件等均为首次披露。
文中记述,南昌起义爆发时,郭沫若尚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八一事变发生后,张发奎即命南浔路局备一辆车,载郭赴南昌。”文中称,张发奎此举,“无非表示自己之宽大而已”。
郭沫若偕秘书李民冶、欧阳继修等“于八月四日晨由浔启程”。行至德安站,迎面开过来一火车。郭沫若等开始以为贺龙、叶挺派来的人,下车后才发现,对方系朱培德溃兵。“郭等乃被捕去,重殴一顿即释放。”郭沫若到南昌时已近午夜,周身受伤,且一日未食,其“狼狈之状,颇可怜也”。
当贺、叶起事的消息传至九江,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大愤”,因贺、叶均为其部下,张认为他们犯上作乱,欲亲自出马征讨。于是张立命备车,带卫队40余人出发欲收抚部属。
行至半途,到达其所属“二十五师周士第之第七十三团”驻地。文中交待,周士第“系Cp(即共产党)”,“七十三团原系叶挺之独立团,Cp基本部队也”。张发奎当时极愤慨,不暇考察,即召集七十三团官兵训话。话未训,其卫队已被缴械,张亦被俘。
“幸周士第念及张系上司,乃释之使回九江”。张发奎逃回来时,连卫队枪械也没要回,认为生平莫大之耻辱,而恨共之心愈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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