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苏州工人与市民发动“织佣之变”，这次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
时间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六月初三，地点是苏州玄妙观。愤怒的工人与市民，如流水般涌入，如乌云般聚集。一连三日，不呼而集者万人。为首六十人，名曰“团行”;六十人之首脑葛成，一位外来务工的农民工，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率众誓神，一呼而万人响应。
六月初六，民变者如山川奔腾般涌上街头，史称“织佣之变”。上午，民变者在灭渡桥捶毙正向卖瓜卖米者征税的参随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之后分别冲向阊、胥二门，四处殴杀税官，乃至缚而投之于河。
明神宗迫于严峻形势，以“抚”为基调，温柔结案：“苏州府织房机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身空手，不怀一丝，只破起衅之人，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只收监领头者葛成，不及其余。而葛成在关押13年后，经巡按御史房壮丽特请矜宥，被释放回乡。出狱后，吴人敬之若神圣，尊称为“葛将军”。一场因抗税而起的民变，至此以较和谐的结局收场。
苏州之民变，起于万历年间臭名昭著的矿税。赵翼《廿二史札记》记，矿使税监“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随地生变。迨帝崩，始用遗诏罢之，而毒痈已遍天下矣”。万历间，因连年用兵和大兴土木，出现严重财政危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明神宗先后以采矿、征税为由，派遣宦官至各地担任矿监、税使，从此中官四出，荼毒天下。不数年间，钞关遍布大江南北，运河、长江沿岸尤甚，造成重征叠税。税使所至，害商扰民，搜刮民财无算，且形成由地痞恶棍集合、披着税务外衣的黑恶势力，各地城市与商业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工商业倒闭者甚众。
猛于虎毒于蛇的矿税苛政，终于在全国各地城市广泛引发民变。除了1601年苏州织佣之变，此前还有1599年临清万人抗税，此后还有1602年苏松地区机户官文以揭帖“君无戏言，税监可杀”煽动的劫掠骚乱，1603年杭州机户大规模罢工、逃亡的群体性事件等等。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临终遗诏罢除矿税才告一段落，但因大饥荒等而起的农民暴动，又接踵摩肩，明朝终于覆灭。故赵翼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乾隆帝也评论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老子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马歇尔法官说：“征税权包含有毁灭的力量”。1601年的苏州民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伦理话题：当税收这种关系民生至要的国之重器被滥用时，抵制甚至抗击“恶税”，便会成为在人民中达成共识的正当防卫，进而激发民变。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