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生前不仅注意保存自己的档案，而且还专门设立机构，截收民国时期的各方电报，因此，台北“国史馆”所存阎锡山档案内容极为丰富，可以说是研究民国史的一座尚待开发的矿藏。
在台湾期间，曾浏览过阎锡山档案的部分内容，兹就30年代一项南北联合打倒蒋介石计划的提出和夭折，略窥该项档案的价值。
30年代初期，天津是华北的政治重地，各派都派有代表常驻。阎锡山在天津也设有联络处，其负责人为傅觉民，任务是与各方联系，收集情报，收转各方文电。当时，各方打给阎锡山的电报常常是先打给傅觉民，再由傅打给山西清乡督办杨爱源，由杨加以处理。本文所述，即为此类电报。
日军侵略华北，胡汉民等加紧倒蒋、拉阎、支冯
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进攻长城各口。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南京国民政府让出察哈尔北部与河北东部大片国土，并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于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其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冀东建立伪组织，蓄谋进一步扩大侵略，建立所谓华北政府。
塘沽协定加深了华北危机，也加深了国民党内的派系纠纷，以胡汉民为首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派)企图利用这一时机，加紧反蒋活动，计划出兵北上。6月4日，傅觉民致电杨爱源，汇报西南情况云：“塘沽签字丧权太甚，西南倒蒋，更为积极。惟对出兵事，须另定办法。”在日军侵略热河时，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曾组织西南联军，以十九路军抗日名将蔡廷锴为总指挥，出师援热，但因蒋介石阻止，师至湖南郴州而返。本电所言出兵，指当时西南方面正在酝酿的新的倒蒋军事行动。
在30年代初期的反蒋派系中，最具实行精神的是冯玉祥。塘沽协定签字前几天，冯玉祥即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救国。第二天，西南派即通电支持，表示愿为后盾。塘沽协定签字后，李宗仁，陈铭枢、蒋光鼐等于6月7日在广州会谈，就反蒋抗日问题达成初步意见。10日，胡汉民、邹鲁致电阎锡山，要求阎公开表态支持冯玉祥，并就近予以实际援助。电称：
焕公崛起，请公就近援应，并号召各方，与之一致，无使受各个击破，是所切祷!闽、桂、粤诸处，人已齐集广州，商讨蒋计划。乞示我周行，无任远盼。
西南派是一个复杂的派系，在反蒋抗日上虽然有共同语言，但其内部仍然矛盾重重。傅觉民将此电转报山西的同时，特别说明：胡汉民等西南元老派、在野的李济深、陈铭枢与广东陈济棠之间，“主张仍不能完全一致，故一时仍不易有开展作法”。阎锡山有鉴于此，决定暂时观望。
蒋介石和地方实力派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种种矛盾。在日寇的侵略已严重威胁华北以至华东地区部分实力派利益的形势下，为了自保，不少派系都有投入抗日反蒋潮流的动向。5月下旬，华北各实力派代表在天津会商，山东韩复榘的代表表示，将通电“数蒋误国之罪”，并与西南方面保持一致。其办法是：由阎锡山领衔;如阎有顾虑，则请杨爱源及山西将领参加联署;如杨亦不便参加，则请山西方面“尽力援助”。电发，山西方面没有反应。
阎锡山统治山西多年，既工于权术，又老于世道。他虽和蒋介石有矛盾，但中原大战时已有过反蒋失败的经验，要他再—次挑头反蒋，“号召各方”，自然不是容易的事情。
【南北两方计划会师长江，共讨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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