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3岁登基,1911年退位时不过5岁。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土肥原贤二煽动,出走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
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溥仪尚在紫禁城中,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还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刚刚大婚,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逊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东北王”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满洲国”,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而作为外国记者,文章又是写给外国人看,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视角也比较独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
两派师傅的矛盾
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溥仪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推翻,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便前去探望。
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这位姓陈的师傅应当是陈宝琛,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陈宝琛有一次生病,溥仪的确前去探视,时间是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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