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是明朝建国后第一场皇室内战,也是明朝唯一一次由挑战者获胜的帝位争夺战争。同样,在帝制时期,尤其是在更加注重继承伦理和统治合法性的汉人政权时期,类似这样的由藩王发起的对合法继位君主的挑战也是罕有成功的,从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西晋的八王之乱、南朝的宋室内乱,再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和重俊、唐隆、先天之变,我们可以看出几乎相比于斧声烛影般隐秘的宫廷阴谋,将帝位争夺的野心诉诸于全国范围的兵刃相见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国家的凝聚力和实力,同时对于帝位的染指者们来说也是成功机会渺茫的风险事业。
在明朝近两百八十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内战的大规模藩王叛乱至少有四次,除了靖难之役外,宣宗皇帝朱瞻基时期的汉王朱高煦叛乱、武宗皇帝朱厚照时期的宁王朱宸濠、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无一例成功,可见藩王举事难度之大。
即使是通过靖难之役成功登上大典,开辟永乐时代的朱棣,也是无数次与失败和覆灭擦肩而过才换得最后的成功。朱棣的成功除了他在军事上杰出的领导能力之外,另一个为后人称道的地方是他的知人善任,相比南军的废物统帅,贵胄勋臣之后李景隆,北军的朱能、张辅无不是能征善战之辈,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下级军官出身。
朱棣的不拘一格用人才还体现在他广为诟病的对宦官的信任和拔擢,我们所熟知的郑和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展露的头角。明朝自朱棣之后宦官集团的权力日炙与建国初期朱元璋对宦官的压制形成了鲜明的讽刺,而后世学者无不将原罪归结于朱棣对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的过分恩宠。
然而真相不会就这么简单。作为对立方的朱允炆也不是朱元璋禁锢宦官权力政策的坚定执行者,甚至相比朱棣,他对宦官更加信任和依赖;郑和以靖难扬名,但他绝不是靖难中大放异彩的宦官群星中闪耀的一颗,来自南北双方活跃的宦官比比皆是,甚至影响着战局的发展;为何在战争之后,他们的功绩又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下无影无踪,是真的微不足道,还是另有隐情?
这些疑问,我将试图抽丝剥茧,一一为您还原600多年前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夏天的朱棣来说,时年39岁的他正值人生的巅峰,正遇到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来自南京的宦官正在燕王府外等着进府,他带来了皇帝朱允炆的诏书,诏书责备朱棣放纵部属犯上作乱,并要逮捕燕王府的辅佐官员。而此时的朱棣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对自己行为不能负责的疯症患者,虽然不论南北双方都知道这个拙劣的借口不过是个掩饰,再虽然这个借口的确帮助朱棣本人逃过了被直接牵扯入这次对被揭发的谋反举动的追责。
然而如果允许朱允炆的使者按照旨意行事,那么这些与朱棣暗中谋划对抗中央政府的辅臣就会被铲除殆尽,燕王也没有再与侄儿朱允炆抗衡的资本,更何况他们一旦有人招供牵涉出朱棣,那么他连继续装疯的机会都没有,最好的结局也是在南京的诏狱或者中都凤阳的宗室监狱中了却残生。作为曾经率领孤军深入漠北追击元朝残部的名将,朱棣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将朱允炆的宦官以及随他而来的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北平布政使张昺拒之门外,他更可以无视谢贵、张昺指挥的军队包围燕王府,毕竟作为朝廷的藩王,除非有来自京师的明确旨意否则他们是不敢贸然冲入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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