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等来的书
2005年5月,张典婉第一次见到了在那场海难中存活下来的幸存者,叶伦明老先生。一天她接到从台湾新竹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自己的叔叔是“太平轮”的幸存者,还活着。她马上赴香港与这位叫叶伦明的老人会面。他们相约在铜锣湾地铁站旁边汇丰银行的ATM那里,“我原想着能够逃过那场浩劫的,应该是位身体很壮的人。哪里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位干干瘦瘦的老先生。” 叶伦明老人身材不高,背了一个双肩背包,精神抖擞,“我当时非常震惊,因为调查这个海难这么长时间,知道当时死了一千多人,突然看到一位老先生是幸存者,而且如此健康,觉得不可想象。”张典婉对《国家人文历史》记者说。
当年死里逃生后,叶伦明只能试着写信给台北的妻子,可是信件却被原封退回。不久两岸阻隔,他便失去了与妻子的所有联系。1980年,他离开内地到香港生活,开始与台湾的兄弟通信往来,才知道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已改嫁。叶伦明从此不再赴台,终生再未娶。他的太太跟后来的丈夫生了三个孩子,但她不愿叶家无后,在给第一个孩子登记时,父亲一栏,写的是“叶伦明”。叶伦明有一次在路上看见马拉松活动,决定恢复年轻时长跑的习惯,这一跑就是30年,成了香港有名的“马拉松老人”。
当然,在采访和探寻的过程中,张典婉也经历过无数的困难,有些人提供了线索,联络时却像断线的风筝;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或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还有人讲到逝去的亲人,便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有一次,她已经同一家被采访者相约,并飞到美国洛杉矶,到最后那一家人失踪,不接电话。更有甚者问她:你是哪个党派来卧底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写这些故事是什么目的?
2010年5月25日太平轮海难海祭仪式,叶伦明、王兆兰两位生还者第一次见面
即使遭遇了这些,她却非常理解,在《太平轮一九四九》的自序中,她写道:“多年来在漫长的采访过程中,最残忍的是,每一次采访如同在受访者的伤口上撒盐,让人万分不忍与不舍。”张典婉还是坚持了下来,她说:“《太平轮一九四九》是一本等出来的书”。同时,书中也写了无数个等待的故事:有个妹妹一直在打听大哥的下落,将近十年后才得知大哥想尽办法买到一张退票,登上了最后一班太平轮;有位父亲在登上太平轮前,给已到达台湾的妻子和女儿拍电报,要“与你们一起过年”,从此再也没有音信“每一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他们各自的期待和挂念,一生都在等待”。幸运的是,她先后采访到了三位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
一个时代的命运
《太平轮一九四九》曾先后遭遇九家出版社拒绝。有人隐晦地拒绝:“我们没有这样的书系,不出两岸历史的书。”有人则直截了当:“这样的书,没有市场。”也有人把《太平轮一九四九》视为“天上掉下来的一本书”。商周集团是台湾主要中文杂志及书刊出版商,旗下拥有五十多家杂志。看过书稿一个礼拜后,他们主动联系张典婉,说:“我们签约吧。”“他们觉得这本书可以抚平很多人的伤痛,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很多家庭都有伤痛的记忆。”张典婉说。
上一页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