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唯一来源。此举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走上法治轨道。
禁用死囚器官，是全球公认的器官移植原则。中国是世界第二移植大国，也是唯一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的国家。多年来，国际医学界对中国医生实施了学术制裁：不允许他们在国际会上发言;不允许他们在医学期刊发表论文;不批准他们成为世界器官移植学会会员。中国器官移植医生在国际上被鄙视、被孤立，不仅是医学界的耻辱，更是国家的耻辱。如果不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界永远无法堂堂正正登上世界舞台。随着司法部门“少用、慎用”死刑，死刑判决逐年减少。如果不摆脱对死囚器官的依赖，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将成为“无源之水”。
近年来，尽管我国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正规渠道，公众“捐献无门”，死囚器官依然是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人体器官来源混乱，非法买卖器官盛行，旅游移植暗流涌动，神圣的器官移植变成了肮脏的金钱交易，令人触目惊心，严重腐蚀了医疗和司法队伍。
我国法律规定，严禁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不可否认，有的死囚在被执行死刑前，确有可能幡然悔悟，同意自愿捐献器官。但是，一名身陷囹圄的死囚，迫于各种压力，其“自愿捐献”是否本人的知情选择，很难令人信服。生命是平等的，无论是死囚，还是普通人，都拥有自行决定是否捐献器官的权利。司法界参与器官的获取与分配，不仅滋生了权力寻租行为，而且践踏了法治的公平正义。中国政府规定停止使用死囚器官，既体现了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也体现了铁腕反腐的决心。
停用死囚器官，对于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来说，是一次灵魂的救赎。摘取死囚器官，既不符合医学伦理，也违背了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医学精神。长期以来，很多医生内心充满矛盾，既痛苦，又无奈。一方面，患者器官功能衰竭需要救命;另一方面，我国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只能被迫去取死囚器官。长远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少数医生和司法人员结成利益同盟，垄断资源，牟取暴利，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更不利于年轻医生的培养。著名医学家裘法祖在临终前曾叮嘱晚辈，一定要让中国器官移植界摆脱死囚依赖，建立一个符合伦理道德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这也是几代器官移植人的追求和梦想。
有人担心，停用死囚器官，会不会导致器官严重短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俗话说，不破不立。不破除依赖死囚器官的“小气候”，就无法形成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大气候”。试想，如果把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和死囚器官放在一起，对于自愿捐献者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伤害吗?全面停用死囚器官，既体现了对死囚的尊重，更彰显了对生命的敬畏。只有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器官捐献体系，才能让更多公民打消疑虑，义无反顾地加入自愿捐献者行列，把最后的“生命礼物”留给世界。
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与每一个公民的尊严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每个公民都有尊严时，国家才有尊严。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更体现在价值观上。尊重人权、尊重法治标志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新高度。全面停用死囚器官，树立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将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