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炮击金门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现国家统一这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和对台工作的总设想。其基本精神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这是原则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更不会让步;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听从蒋介石的意见;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部分， 由中央人民政府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须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进行;双方互不派特工人员，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的这些设想成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总方针，并且予以公布。
然而，蒋介石集团从反共立场出发，顽固地坚持“反攻复国”的反动政治主张，拒不接受大陆方面的上述主张。在1960年9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演讲。会议通过《反共建国纲领》、《促进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决议》。上述纲领、决议，要求在“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院”工作的国民党党员，加速“光复大陆”。
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内政后，又不断侵犯边境。人民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就在此时，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利用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
在此期间，大陆发生了“天灾人祸”。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与此同时，在美国、英国的支持下，印度统治集团在策动西藏农奴主叛乱、干涉内政后，又不断侵犯边境。人民击退了印度统治集团挑起的反华浪潮，并在中印边境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就在此时，台湾当局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利用大陆出现的暂时困难和不利的国际环境乘机实现其“光复大陆”的野心。经过1958年“八二三”炮击以后，国民党深感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计划难以实现，需要改变策略。于是，确定反共的“总体战”策略，以大陆为“主战场”，台海为“支战场”，把大陆的反革命叛乱与台海战争结合起来。
从1962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便进行战争动员，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的部署。1962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鼓吹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强调“反共的力量是精神大于物质，反攻的步骤是政治先于军事”。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以“三民主义战胜共产主义”有绝对把握。提出了“革新、动员、战斗”的政治口号。接着，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窜犯大陆的决策机构。3月间，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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